站在遵义路与南明河之间的筑城广场上,第一眼看到的是八根金色钢制芦笙从地面升起,最高一根近 38 米。这座名为"筑韵"的雕塑以竹节为造型,呼应贵阳的简称"筑"。据贵州广播电视台报道,贵阳因历史上竹林繁茂,"筑"与"竹"在当地口音中同音,筑城就成了贵阳的别称(报道链接)。雕塑脚下有人在放风筝、跳广场舞,有人坐在台阶上下棋聊天,南明河从广场南侧缓缓流过。河岸上铺了塑胶跑道,偶尔有跑步的人经过。往遵义路北面看,一栋灰色八层建筑夹在三十多层的高楼中间,那是邮电大楼,贵阳 1949 年后的第一栋高层建筑。它的外立面在周围玻璃幕墙的映衬下显得陈旧,但建筑轮廓依然清晰可辨,左右对称、主入口居中,一看就和旁边的现代办公楼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广场和邮电大楼放在一起,能看出贵阳城市中心在半个世纪里的三次功能转换。广场的名字改过三次:1968 年的春雷广场、1979 年的人民广场、2012 年的筑城广场。每次改名对应一次城市对"中心要做什么"的重新回答。邮电大楼自建成后一直站在原地,功能没变过,但它周围的城市风景在不断升高。

筑城广场中心的"筑韵"雕塑:八根钢制芦笙呈十字形排列,以竹节为造型语言
"筑韵"雕塑由八组钢制芦笙组成,长 60 米宽 48 米高 28 米,用笙管造型呼应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文化。图源:搜狐·贵阳日报

邮电大楼: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海拔

筑城广场夜景,"筑韵"芦笙雕塑亮灯场景
筑城广场中心的"筑韵"雕塑由八组钢制芦笙组成,呼应贵阳简称"筑"。广场2012年改造后定位为"城市客厅",集市民休闲和文化展示于一体。图源:搜狐。

邮电大楼位于遵义路北段,1958 年动工、1960 年投入使用,共 8 层、高约 40 米(贵州广播电视台报道)。在今天看来这个高度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它是全省第一高楼,纪录保持了约 20 年,直到 1980 年代才被贵州饭店超越。贵阳在 1949 年前几乎没有三层以上的民用建筑,一座 8 层楼出现在城市中心,标志着城市对垂直空间的第一次尝试。

从建筑风格上看,邮电大楼是典型的 1950 年代苏式公共建筑:立面横向展开,主入口居中,两侧完全对称。正立面用了简洁的竖向线条,每层窗户之间的墙面做了浅浮雕处理,顶部有简单的檐口装饰。这种对称性不是审美偏好的问题。它是计划经济公共建筑的标准语言,用来传达秩序和稳定性。大楼最初承担的是邮政和电信两项功能。在电话和电报还是稀缺资源的年代,这栋楼就是贵阳对外通信的中枢,所有长途电话和电报都要经过这里转接。直到 1980 年代,贵阳人打长途电话都要到邮电大楼来排队,大厅里常年有人坐在长椅上等叫号。

站在筑城广场往北看,邮电大楼现在被周边三十多层的高楼包围,轮廓已经不再突出。但它的位置揭示了一条关键线索:遵义路是 1950 年代开辟的城市新轴线,从贵阳火车站一路向北延伸到邮电大楼。这条路的出现意味着贵阳的城市中心正在从明清府城时期的"大十字"(记忆的地标)向南边的火车站方向移动。邮电大楼就是这个新轴线上最明确的锚点。它用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海拔,宣告了一条新城市中轴线的诞生。1960 年之后,所有沿着遵义路从火车站进入市区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这栋楼。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现场测试:站在邮电大楼一楼门口,沿着遵义路往南看,这条 60 米宽的大道笔直通往贵阳火车站。遵义路在 2001 年经过整体改造,车道改用硬质沥青碎石,人行道铺了红色桃花石,行道树从法国梧桐换成了香樟和银杏(百度百科·遵义路)。这条路建成时两旁的建筑都只有一两层,邮电大楼是这条街上唯一的"高层"。1960 年的人站在这里,看到的城市轮廓和在今天看到的完全不同。

邮电大楼正面,八层苏式建筑,立面左右对称
邮电大楼建于 1958-1960 年,8 层 40 米高,保持了约 20 年的全省最高建筑纪录。图源:筑城筑迹·贵阳城建百年变迁

春雷广场:从集会空间开始

1968 年,就在邮电大楼投入使用 8 年后,遵义路靠近南明河的地段出现了一个广场。广场被命名为"春雷广场",名字来自 1967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西南的春雷》(搜狐·贵阳日报)。最初它只有南广场一带,面积 16000 平方米,基本没有绿化,功能只有一个:举行群众集会和收听广播。

今天在筑城广场上仍然能找到这段历史的痕迹。广场南侧有一个保留至今的观礼台基础,偶尔还能看到大会标语的支架。如果你留意脚下的铺装,会注意到部分区域的水泥基底比周围的石材铺面老旧得多,颜色发暗、表面磨损。下面是 1968 年的原始地面。贵阳在那个年代的所有重大政治集会都在这里举行,上万人在水泥地上站着,听扩音器传递的声音。

春雷广场不是为休闲或美化而建的,也不是为了好看。它是一块被硬化了的空地,作用是把人群聚集起来。它不需要树、椅子或装饰物,因为那些会分散注意力。这种纯粹的功能性在今天看起来非常朴素,但它告诉读者一个有用的道理:当城市需要一个能聚集上万人的空间时,它做了最简单直接的选择。这种选择留下的物理痕迹,就是今天筑城广场南侧那片颜色更暗、更旧的地面。

人民广场:1999 年的蓝色金字塔

1979 年,春雷广场改名为"人民广场"。这个名称变化看起来不大,但指向一次重要的功能转向:集会的作用在弱化,休闲的需求在上升。广场在两侧增设了方块草坪、树木和座椅。对面的北广场也新建了一个 3800 平方米的花园式广场(搜狐·贵阳日报)。

1999 年的扩建是人民广场最大的一次改造。北广场扩大到 46000 多平方米,新建了一座直径 20 米的花坛钟、两座 14.5 米高的蓝色透明金字塔,以及多组喷水池。花坛钟的指针由马达驱动,钟面铺满各色花卉,是当时贵阳最大的公共时钟,也是许多人约会的标志性地点。蓝色透明金字塔放在 2026 年的语境来看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但在 1999 年,它们是贵阳对"现代化"最直接的表达。用未来感的几何造型来宣告这座城市正在走出老城格局,说明当时的城市管理者对"城市广场应该长什么样"这件事还没有找到本地答案,于是在国际上借用了当时流行的后现代景观语言。类似的设计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初期的中国城市广场中层出不穷,巴黎卢浮宫的金字塔入口在 1989 年落成后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字塔热"。

今天走在筑城广场北广场,还能找到花坛钟和喷水池的改建痕迹。原来的蓝色金字塔已拆除,但广场的南北分区格局保留了下来:南广场更开阔,适合大型活动;北广场更紧凑,以花坛和水景为主。1999 年的那次扩建把"休闲"作为广场的主功能确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退回到单纯集会的定位。

北广场原有的花坛钟和喷泉设施,1999 年扩建时的标志性景观
人民广场在 1999 年扩建后总面积达到 62000 多平方米,设置了花坛钟和音乐喷泉。图源:搜狐

筑城广场的选址本身就说明了城市轴线的存在。广场所处的位置原来是贵阳一中(1906 年建校的百年名校)和贵阳工人文化宫的用地,2011 年改造时将这两块地和原有的南广场整合成一片。用一所百年中学的地块来扩大广场,说明在城市规划决策中,公共空间的优先级已经被放在教育设施之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贵阳老城土地价值的重估:遵义路沿线的土地,在 1950 年代是农田和低矮民居,到 2010 年代已经变成城市核心区最金贵的空间。

筑城广场:竹文化会客厅

2011 年 4 月,人民广场与旁边的贵阳一中地块整体改造,2012 年元旦以"筑城广场"的新名字重新开放(百度百科)。改造后的广场面积约 8.7 万平方米,定位为"城市客厅":一个集市民休闲、文化展示、生态示范于一体的公共空间。

"筑韵"雕塑是这次改造的核心。八根芦笙造型的钢构件呈十字形四向布局,长 60 米、宽 48 米、高 28 米。芦笙是贵州苗、侗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吹奏乐器,由多根竹管插入木制笙斗制成。用芦笙而不是传统的华表或图腾柱作为广场中心,说明今天的城市品牌策略和 1979 年不同。它不再追求普适的"人民"叙事,而是强调地域文化身份。广场四角还放置了青铜铸造的麒麟、龙、凤凰、龟四种吉祥神兽,每座高 5 米、长 9.5 米、重约 6 吨(百度百科),由雕塑家郭选昌设计。四座神兽各守一方,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四象"的方位观念形成有趣的呼应,不过这里用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而不是中原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广场东侧是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建筑本身借用了侗族鼓楼的曲线轮廓。这座建筑和广场的芦笙雕塑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文化展示区"。这是筑城广场区别于中国其他城市广场的核心特色。它用建筑和雕塑把贵州的少数民族身份直接写进了市民广场的空间语言。1968 年的春雷广场上没有民族文化表达,1979 年的人民广场上也没有。只有到了 2012 年,地域文化才成为城市中心广场所要传达的主要内容。

但这个广场的功能不止于展示。它的容量可以容纳十万人,每年元旦的跨年夜、国庆节的升旗仪式和 2025 年"五一"的路边音乐会都证明,集会功能从未消失(快懂百科)。它只是不再叫"春雷广场"了。三次改名,三个时代对同一个空间的三种使用方式,没有一种被完全覆盖。

同一路口的三种逻辑

站在遵义路上,你可以在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内看完城市中心的三次定义。

邮电大楼(1958-1960)回答的是"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集中投入"。它是计划经济的垂直宣言,用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建筑来集中通信职能。遵义路就是为这个逻辑而生的。

春雷广场(1968-1979)回答的是"政治动员需要什么空间"。它是意识形态的硬化地面,一块专门用来集合的空地。没有装饰,没有座椅,只有扩音器和人群。

筑城广场(2012 至今)回答的是"城市品牌如何被物理化"。它是地域文化的展示平台,用芦笙、青铜神兽和竹文化来塑造城市身份。集会功能还在,但已经被重新包装成城市营销的一部分。

三次回答没有覆盖前一次。邮电大楼仍在营业,春雷广场的基层还在脚下,人民广场的南北分区沿用至今,筑城广场的芦笙雕塑已成为贵阳出镜率最高的城市画面之一。它们叠加在同一个路口,各自对应一个时期的核心需求。读懂了这三层的先后顺序和逻辑转换,也就读懂了贵阳从一个西南边陲府城到现代省会的空间转型。把一个广场的三次改名叠在一起看,看到的不是广场本身,而是一座城市在不同时期认为"中心应该做什么"的自我认知史。三次改名,每一代都留下了一个可读的物理层。

在现场带五个问题去看

第一,站在"筑韵"雕塑正下方往上望。感受一下它的尺度:高近 40 米、单件重 25 吨以上的钢结构是用什么方式立起来的?再看它的造型,用芦笙而不是华表或图腾柱,它在传达什么?

第二,从筑城广场往北看邮电大楼。注意它被周边高楼包围的视觉关系。对比 8 层和 30 层的差距,想想 1960 年的人站在同一位置看到它时是什么感受。它为什么建在这条路上?

第三,在广场南侧找保存下来的老铺装和水磨石地面。它们和周围的新石材铺装在颜色、纹理上有什么差别? 这一段是 1968 年春雷广场的遗留地面。

第四,走到贵州省民族博物馆前看它和广场的关系。博物馆的侗族鼓楼造型曲线和"筑韵"的芦笙造型在表达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 1968 年的广场上完全不存在。它说明了什么?

第五,坐在北广场的台阶上看周围的人。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下棋、有人在拍照。这些行为放在 1968 年的春雷广场上可能被看作"占用集会场地"。从"集会专用"到"日常使用"的转变,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同样一块地面,五十年前站满了听广播的人,今天坐着放风筝的人。同一个空间在不同时代被完全不同的行为重新定义,这才是城市广场最深层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