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京圣保罗堂,先站在太平南路 396 号大门外,不要急着进去。抬头看这座建筑的正面:尖拱入口、钟楼、哥特式窗洞,第一眼就是一座西式教堂。但如果把视线往下移到墙面砖石,你会发现这些砖的颜色和质地跟欧洲教堂不一样:颜色偏灰褐,砖面经过打磨,砌缝用清水勾缝,看起来更像一座经过精细加工的城墙。这种感觉是对的:这些砖原本就是南京明城墙的城砖,从城墙上拆下来,磨光之后砌到了教堂外墙上。而教堂的白色门套和窗套用的也不是欧洲石材,而是产自镇江高资山的白矾石,上面刻着中文经文并贴了金箔。

哥特式外观、明城墙砖、中文经文石刻这三样东西同时出现在一座建筑上,说明了一件核心的事:这座建筑不是从欧洲搬过来的哥特教堂,也不是中国工匠凭想象造的一座西式房子。它是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在 1920 年代的南京,为了让基督教能被本地人接受而做的一次建筑翻译。翻译的载体,就是砖、木和石头。

圣保罗堂的表面矛盾是它最值得读的地方:一座欧洲哥特式外形的教堂,外墙用的是中国明代城砖,内部支撑屋顶的是中国传统木构架,门套窗台用的是镇江高资山的白色石材。它不是纯粹的西式建筑,也不是纯粹的中式建筑。它是基督教在 20 世纪初进入南京时发生的一次系统的文化翻译,结果被砌进了砖、木和石头里。

罗马哥特式外墙:明城墙砖的第二次生命

圣保罗堂的主堂于 1923 年建成,外观采用当时西方流行的罗马哥特式风格。罗马哥特式是哥特建筑的一种分支,比法国式哥特更厚重、开窗更小、装饰更简洁。圣保罗堂的立面厚重,开窗极小,山墙装饰简洁,只有一处圆形高窗和十字架:这与欧洲乡村小教堂更像,而不是巴黎圣母院那样的高耸哥特。

再看建筑的体量比例。主堂长 34 米,宽 12.6 米,高 11 米,钟楼高 18.2 米。这个尺度远小于石鼓路天主堂,也小于上海和北京的同期教堂。较小的体量部分来自圣公会的传教模式:它不追求宏大教区的视觉权威,而更像一个社区教会,嵌入南京太平南路这条民国商业街的沿街店面之间。今天站在太平南路上看圣保罗堂,它和相邻的现代商业建筑之间形成一种突兀的并置:一座哥特式教堂夹在时装店和餐饮店之间,这种并置本身就是南京太平南路从商业街到混合城市空间演变的缩影。

最特别的是墙体本身。外墙下部用的是明城墙砖,上部用的是青砖,全部经加工磨光,用清水勾缝砌筑。明城墙砖是明代烧制的城砖,砖体厚实,烧制温度高,质地坚硬,原本是南京城墙的建材。到了 1920 年代,这些砖从明城墙的军事防御建筑流入基督教堂,完成了一次"建筑材料再分配"。城墙砖的砖面经过打磨后失去了原有的铭文(明城墙砖通常印有烧制地点、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但砖体的颜色和密度仍然有别于普通青砖,在教堂外墙上形成了一段可以辨识的建筑纹理。据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记载,墙体采用明城墙砖磨光砌筑是这座教堂的一项显著特征。

窗台、门套、钟楼顶部的垛堞和封顶,全部采用镇江高资山出产的白矾石,精制磨光后砌筑。门前的白石上刻有经文,并贴上了金箔。经文由穆通甫缮写,圣公会的江鉴祖会长为其贴金。这些石刻细节,是进入教堂前最值得停下来看的东西:它们不是欧洲教堂的圣经人物浮雕,而是用中文经文字刻在本地白石上,再用金箔凸显出来。

钟楼是这座建筑垂直方向上最突出的部分。楼高 18.2 米,分为四层,从太平南路远远就能看到它的轮廓。底层与主堂相连,中部设有水泥砌筑的螺旋式阶梯,共四十余级,可以缘梯而上到达钟楼顶端。顶层悬挂一口直径约两米的铜钟,据说是 1923 年主堂落成时安装的原物。据记载,这口铜钟是圣保罗堂的重要标志物之一,在抗战期间曾被日军拆走,抗战胜利后找回重新悬挂。今天站在太平南路上,抬头能看到钟楼的垛堞轮廓和顶部的十字架,铜钟是否还能敲响则不确定。

中国传统木构架内部:一次激进的建筑实验

进入圣保罗堂内部(教堂在宗教活动时间开放,平日不对外开放),抬头看屋顶:这是整座建筑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按哥特式建筑的常规做法,中殿应该使用尖券交叉拱顶,用石砌肋拱支撑屋顶。但圣保罗堂的内部屋顶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人字木梁屋架。屋面覆方形水泥平瓦,屋顶结构全部是木质的。

这个选择不是节省成本的权宜之计。1920 年代的中国建筑市场上,熟练的木工和石材供应都存在,完全可以用钢筋混凝土或石砌做出哥特式拱顶。设计者选择中国传统木构架,更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适应"策略: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希望在建筑语言上减少与中国信徒之间的视觉隔阂。这座教堂比北京、上海那些仿中国宫殿式的大教堂(如金陵大学礼拜堂)更早采用了这种融合方式。它不是简单地在哥特式建筑里加几个中式装饰元素,而是用一套完整的中国传统木构体系替换了哥特建筑最核心的结构特征:拱顶。

教堂内部的白石读经台、讲坛、洗礼池、圣坛、栏杆和望柱,也全部采用镇江高资山白石砌筑,与外墙的石材统一。据福音时报记录,大殿内部石面上刻有穆通甫缮写的经文,由江鉴祖会长在经文上贴上了金箔。

圣保罗堂内部,中国传统木构架屋顶与西式教堂布局结合
圣保罗堂内部中殿,可见中国传统木构架人字屋架替代了哥特式尖券拱顶,这是基督教中国化在建筑层面最早的本土化实验之一。图源来自 kknews 文章,原始来源为福音时报报道。

建造者:传教士、摄影师和金陵大学工程师

圣保罗堂由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 U.S.A.)的传教士季盟济(Rev. G. M. Gill)和约翰·马吉(John Magee)共同发起建立。季盟济 1910 年来到南京,最初在马府街传教。1912 年他在门帘桥大街(今太平南路)购置田产,次年建成小礼拜堂:这就是圣保罗堂的起点。

圣公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宗派,保留了较多天主教的礼仪和圣事传统。因此圣公会的教堂建筑倾向于采用哥特式风格,这与福音派新教注重讲道而非仪式的简洁礼拜堂不同。圣保罗堂采用哥特式外观,也跟圣公会对礼仪空间的重视有关:它需要一座看起来像"教堂"的建筑,而不是一个像礼堂的聚会场所。

主堂的建造资金来自一位美国母亲,她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儿子捐资建造了这座教堂,用于祈祷世界和平。1922 年拆去旧堂重建,1923 年正式落成。全部建筑费用包括设备为一万二千美元,折合当时币值四万八千银元。

主堂由金陵大学建筑工程师齐兆昌设计监造。齐兆昌是金陵大学(今天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的建筑工程师,也是金陵大学校园建筑的主要设计和工程负责人之一,北大楼等标志性建筑都与他的工程管理有关。施工由陈明记营造厂承担,这是南京当时最著名的营造厂之一,参与过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多项重要工程。

但这些细节数字对读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信息是:约翰·马吉是这座教堂的创建者之一,而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另一重身份闻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他用 16 毫米摄影机秘密拍摄了日军暴行的影像,成为东京审判的关键证据。同一位牧师,在太平路传教建堂,又在南京最黑暗的时期用镜头留下了唯一一份动态影像证据。

100 年间的四个章节

圣保罗堂在 1923 年落成后,经历了中国 20 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转折。

1943 年,教堂被日本宪兵队强占,礼拜活动停止,铜钟也在这一时期被拆走。抗战胜利后,中华圣公会收回教产,由傅、汤两位牧师清理教堂、重修大门、修葺房屋。1959 年,教堂更名为"太平路教堂":这个名字延续到今天还在一些资料中可见。文革期间,教堂再次被占用,宗教活动完全中断,内部陈设遭到损毁,据说圣经和赞美诗被焚烧,管风琴也被砸毁。1985 年 7 月 28 日,圣保罗堂举行复堂感恩礼拜,正式重新对外开放。复堂当天的情景被老信徒记录下来:多年后回到这座建筑的教徒在门口流泪。这些经历不是圣保罗堂独有的,但这座建筑的实体跨越了所有的中断期:墙体、屋顶、钟楼的石头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这座建筑本身在 20 世纪经历了四次"被占用":1927 年被北伐军临时征用,1943 年被日军宪兵强占,1959 年被改名,文革期间被完全占用。四次占用来自四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每一次都改变了教堂的使用状态,但建筑本身没有被摧毁。圣保罗堂作为一座建筑,完成了一套它自己未必选择的"记录功能":它的墙体、屋顶和门牌号的变更史,就是一部 20 世纪南京的政治变迁简史。

今天它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南京重要近代建筑,被评为五星级宗教活动场所。现有专职牧师 6 位,信众约 3000 人,每周举行 8 场聚会。

圣保罗堂外观,哥特式立面与明城墙砖墙体
圣保罗堂太平南路侧外观。尖拱入口和钟楼呈现罗马哥特式特征,但墙体的砖材来自南京明城墙城砖磨光再利用。图片来自 Wikimedia Commons,授权以来源页为准。

读南京的宗教叠层,从这栋建筑开始

圣保罗堂在南京宗教建筑群中的位置值得单独说。同城的石鼓路天主堂(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座堂)建于 1864 年,是法国传教士在原佛教古刹废墟上建立的,代表了天主教在炮舰外交背景下的传入路径。圣保罗堂建于 1923 年,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建立的,代表了基督教新教在文化适应策略下的传入路径。两者同在"宗教叠层"这个类别中,但给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证据:一个建在佛寺废墟上(空间的替代),一个采用中式木构架(建筑语言的本土化)。

再往远处看,南京还有更多重的宗教叠层。明代的净觉寺是一座中式宫殿式建筑群,却是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代表了"以儒诠经"的本土化路线。鸡鸣寺在六朝同泰寺的原址上重建,代表了佛教在明代城墙建成后的空间收缩和当代重建。灵谷寺则是南朝佛寺被明孝陵迁址、民国又在其上建北伐阵亡将士公墓的三层叠合。把这些建筑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南京的神圣空间几乎从没有被"摧毁后原样重建"过。每一次政权更替对新宗教空间的处理方式,都在建筑结构、场地选址和材料来源上留下了不同的物证。圣保罗堂只是这条长链中的一环,但它因为保存完整、融合手段清晰,是最好读的一环。

这两座教堂共同回答了"外来宗教如何进入南京"的问题。答案是:没有单一的答案。每一次进入的方式都不同,而每一次方式都留下了可读的建筑痕迹:砖的来源、屋顶的结构、门套的石材、墙体的颜色。读者不需要懂建筑学就能看到这些差异,只需要知道看哪里。

站在圣保罗堂门口,把视线从尖拱和钟楼上移下来,看到那些磨光的墙砖,建筑想说的最重要的事就摆在那里了。哥特式的轮廓让你先注意它的西式身份,但砖、木和石头每一层都指向本地。这不是一座"被移植"的建筑,而是一座"被翻译"的建筑:传教士带来了建筑类型,但砖来自明代城墙,木构来自当地工匠,石头来自镇江的山,经文的字和刻工来自南京本地的书法家和石匠。1923 年落成到现在一百多年,这座建筑仍然在使用中。墙体上的砖虽然经过磨光但砖面自然风化的痕迹已经重新出现,与周围现代商业建筑的崭新材料形成对照。

教堂入口处白矾石门套及石刻经文
圣保罗堂入口处采用镇江高资山白矾石砌筑的门套与窗套,石上刻有穆通甫缮写的经文并贴金箔。图源来自 kknews,原始来源为福音时报报道。

站在圣保罗堂前看五个东西

第一,站在太平南路人行道上,看教堂外墙上砖的颜色和砖缝。 下部砖的颜色是否与上部不同?灰色偏褐的砖可能就是明城墙砖。这些砖跟普通青砖有什么区别?

第二,走近看入口处的白石门套。 石面上有没有刻字?刻的是什么?金箔是否还在?这些刻字和贴金说明这座教堂在建造时投入了相当的工艺和成本。

第三,如果教堂开放,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抬头。 屋顶的支撑结构是木梁还是石砌拱顶?这个人字木梁与哥特式尖券拱顶之间有什么实际差异?

第四,在教堂外墙找找有没有砖铭文。 明城墙砖通常在侧面印有烧制地点和工匠姓名。圣保罗堂的砖经过磨光,但仔细看个别砖面可能还有铭文痕迹。找到一处就能确认:这座教堂确实用了明城墙的砖。

第五,站在教堂门口往太平南路两边看。 这条路的北端通向新街口,南端通向夫子庙。想想 1923 年这座教堂刚建成时,这条街是什么样子:当时它叫门帘桥大街。一座美国圣公会的教堂为什么会选址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