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 Golden Gate Park 东南角的 Bowling Green Drive 和 Nancy Pelosi Drive 路口,面朝网球场,你的对面是一片茂密的山谷入口。没有高大的纪念碑,没有雕塑,没有入口大厅。只有一条铺好的步道向下延伸,穿过红木和杜鹃花丛,消失在树荫里。

Grove 入口刻名石
Grove 入口的刻名花岗岩石块,背后是茂密的山谷植被。除了这块石头,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入口"设施。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沿步道往下走大约两分钟,山谷底部豁然开朗:一片椭圆形草地,北南两侧是绿坡。再往东走到红木林边缘,地面上出现一圈扁平的灰色花岗岩:Circle of Friends(友谊圈)。岩石表面刻着名字,从圆心向外的螺旋排列。大约 3,000 个名字。其中约 80% 是死于 AIDS 的人,其余是他们的伴侣、朋友和照护者。

Grove 内部红木林与步道
Grove 内部的步道穿过红木林和蕨类植物。这座山谷在 1991 年前曾因缺乏维护而荒废。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这不是一座"碑"。这是 National AIDS Memorial Grove(国家 AIDS 纪念林),美国唯一由国会立法指定的国家 AIDS 纪念地。一片 10 英亩的活体纪念。它不靠某块石头或某栋建筑来承担纪念功能,而是靠整座山谷的自然形态来承载。读者自己走进去,看到草地和红木,蹲下来读出刻名,完成理解。

Circle of Friends 刻名
Circle of Friends 花岗岩圆形广场,约 3,000 个名字从圆心螺旋排列。约 80% 的刻名属于 AIDS 死者,其余为照护者。来源:KQED

从荒废山谷到国家纪念地

这片山谷在 1980 年代还不叫 Grove。它的官方名称是 de Laveaga Dell,是 Golden Gate Park 东南角一块被遗忘的洼地。公园预算削减后,这里长期无人维护,灌木疯长,垃圾堆积,成为犯罪频发的区域。1988 年,六位旧金山居民找到公园管理部门,希望能获得一块地来建造哀悼空间。这六个人大多因 AIDS 失去了伴侣和朋友,他们是 Alice Russell-Shapiro、Nancy McNally、Stephen Marcus、David Linger、Isabel Wade 和 Jim Hormel。

他们咨询了现代主义景观设计师 Garrett Eckbo,然后选中 de Laveaga Dell。Avery Review 的学术研究记载了选址理由:巴士可达;山谷地形能自然隔绝交通噪音;中央有一片平坦草地适合集体活动;红木和松树提供了植被骨架。这是一块有潜力的场地,但也是一个需要从头清理的场地。

1991 年 9 月 21 日,第一场社区工作日在这里动工。志愿者用了三年时间清理垃圾,清除入侵植物,重新引入本地树木和灌木。这一年是 AIDS 在旧金山的死亡高峰。根据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的 HIV 监测报告,仅 1991 年就有 1,512 人死于 AIDS,1992 年 1,639 人,1993 年 1,603 人。清理这座山谷的双手,每双都认识正在死去的人。

1996 年,时任国会议员的 Nancy Pelosi 推动国会通过 H.R. 3193,克林顿总统签署生效,Grove 被指定为国家 AIDS 纪念地。它获得与越战纪念碑、9/11 纪念馆等相同的联邦称号,但不附带联邦资金。这意味着它的日常运营完全依靠私人捐赠和非营利项目管理。1999 年,Grove 获得了 Rudy Bruner 城市环境银奖,表彰其为公私合作和社区美化做出的贡献。

Circle of Friends 与看不见的叙事

大多数国家纪念地的叙事是预先安排的:参观者沿着一条有导向的路径走,按照设计者的顺序接收信息。Grove 的做法相反。它的设计意图从一开始就是提供一个"容器",而不是一个"讲述者"。景观学者 Clare Cooper Marcus 在 Rudy Bruner 奖评估中写道,这个空间的核心价值是"过程"。持续养护这个空间的行为本身就是纪念,而不是那块石头承担了纪念功能。

Circle of Friends 把约 3,000 个名字刻进地面,没有额外说明谁是谁。参观者走到这里,看到名字,辨认拼写,猜测年代,自己填补空白。有些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伴侣共用一块刻面,生卒年之间只差半年或一个月,说明其中一人刚刚被传染就被带走。Grove 每年收到约 100 个新刻名请求。这些来自配偶、父母、孩子的新名字会继续刻进花岗岩,新的名字和旧的名字在同一个平面上交织。你可以看到某些名字旁边放着鲜花、照片、石头或者一枚硬币。

2017 年,Grove 增设了 Hemophilia Circle,纪念因受污染血制品感染 HIV 的血友病患者。它使用与 Circle of Friends 相同的扁平花岗岩刻名语言,但明确扩展了这座纪念林要记住的人群范围。历史上 AIDS 在美国最早被媒体塑造成"gay 病",但血友病群体和后来的母婴传播案例都说明,这个病从不限于一个群体。

Grove 的北侧高处还有七块抛光花岗岩铭牌嵌入石墙,展示 AIDS 的时间线,从 1981 年第一批病例到 1990 年代中期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问世。在 Grove 仅有的显式叙事元素里,第五块铭牌曾经被人从石基里撬走,留下一个空缺。Grove 的管理方没有修复它。这个空缺本身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因为这座纪念林从头到尾都在处理同一个张力:它是一座国家纪念物,但它拒绝使用传统的"纪念碑语言"。2005 年,Grove 的管理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国际设计竞赛,名为 "Emergent Memory",征集一个更明显的"标志性纪念元素"来补充叙述。收到了约 200 份方案。获胜作品 Living Memorial 设计了一座焦木观景台和一组黑色光纤杆,但遭到社区强烈反对,被认为过于侵入这片自然空间。竞赛结果被废弃,管理委员会也因此分裂。Avery Review 的文章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Grove 此后没有再尝试为山谷增加大型构筑物,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接管 Quilt、建设教育项目这类不改变地景的工作。

劳动即纪念

Grove 最不寻常的特征不在于设计,而在于维护机制。从 1991 年至今,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上午 8 点半,志愿者在 Grove 入口的草坪集合。早餐后分工:有人清理入侵植物,有人种植新的本地物种,有人维护步道和石凳。工作到中午,所有人到 Circle of Friends 围成一圈,手拉手,摇响一只西藏颂钵,然后大声说出还活着的和已经逝去的名字。

根据National AIDS Memorial 官网,到 2024 年志愿者累计贡献超过 225,000 小时。每年约 2,000 人参与。SF 公园管理处处长 Phil Ginsburg 对 KQED 说:每年近 2,000 名志愿者贡献约 4,500 小时。这个数字意味着,一座由联邦立法指定的国家纪念地,每天的实际维护依靠社区自愿劳动。联邦指定没有附带联邦资金。这个待遇上的 gap(国家称号和零联邦资金之间的落差)正是 Grove 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这是一个由幸存者自己建造、自己维护的国家纪念物。

拼布回来了

2019 年,National AIDS Memorial 宣布接管另一件更大的纪念物:NAMES Project AIDS Memorial Quilt(艾滋病纪念拼布)。这块拼布由活动家 Cleve Jones 于 1985 年构思。1987 年 10 月,它第一次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展出。当时包含 1,920 块手工拼布面板,覆盖面积超过一个足球场。每块面板 3 x 6 英尺,这些尺寸象征棺材的大小。面板由死者的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亲手缝制,使用布料、照片、珠子、亮片和任何有纪念意义的材料。

AIDS Memorial Quilt 在华盛顿国家广场
1996 年 AIDS Memorial Quilt 最后一次完整铺满华盛顿国家广场,远处是美国国会大厦。此后 Quilt 的体积已大到无法一次性展示。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到 2025 年,Quilt 拥有近 50,000 块面板,绣有超过 110,000 个名字,重 54 吨,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社区艺术项目。这个体量意味着:如果把这些面板拼接在一起,总面积超过 120 万平方英尺。从 1996 年 Quilt 最后一次完整铺满华盛顿国家广场之后,它的尺寸已经大到不可能再次一次性展示。再大的场地也放不下 54 吨的布料。2019 年,Quilt 从它在亚特兰大的长期仓库搬回旧金山,由 National AIDS Memorial 永久保管。Quilt 的配套档案超过 200,000 件文档、书信和照片,转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2020 年 6 月,在 Grove 的草地中央展出了 40 块 Quilt 面板,纪念 AIDS 在美国首次报告的 40 周年。Nancy Pelosi、Barbara Lee、Gavin Newsom、Anthony Fauci 和多位 AIDS 运动领袖出席了这次活动。Grove 和 Quilt 从此在同一座城市里相邻而存。一个在地面上刻着 3,000 个名字,另一个在布料上绣着 110,000 个名字。两者的保管机构都是同一个非营利组织 National AIDS Memorial。

回到山谷现场,意义可以压缩成一个对比。1981 年到 1994 年间,旧金山超过 15,000 人死于 AIDS。这相当于这座 70 万人口城市一个完整社区的人口。Grove 记录了其中约 3,000 个名字;Quilt 记录了 110,000 个名字。两者相加仍只是总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在场"的物质证据。Grove 没有用任何宏大叙事来框住这些人。没有"不应该发生的悲剧"的标语,没有"我们最终会胜利"的口号。也没有把 15,000 人的数字做成浮雕嵌在墙上。它把一座废弃山谷变成了一座活的花岗岩名册,让每位访客自己在树荫和刻名之间完成解读。

现场观察问题

  1. 从 Bowling Green Drive 的入口沿主路下坡走进 Grove,注意山谷的封闭感。你什么时候开始听不到公园里的交通和游乐场声音?这个地形特征怎样影响了 Grove 作为哀悼空间的氛围?

  2. 站在 Circle of Friends 中央,蹲下来看刻名。名字的拼写、年代、成对出现(伴侣合刻)的方式告诉你哪些关于这些人和他们之间关系的信息?

  3. 沿着北侧高处的步道走,找到七块时间线铭牌。注意第五块缺失的位置。这个"破损"是记录还是遗忘?Grove 选择不修复它,和传统纪念馆把每件展品都修好的做法有什么差异?

  4. 去 Fern Grotto 或红木林边看看是否有访客堆叠的 stone cairns。这些谁留下的?这种允许"使用"空间的方式和传统博物馆式纪念空间有哪个本质区别?

  5. 如果 Grove 每月第三个周六你在城里,在 Bowling Green Drive 附近观察当天早晨志愿者的车。这每个月一次的仪式为什么比每年一次的世界 AIDS 日纪念更能说明这座纪念林的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