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捷运公馆站一号出口走出来,穿过水源市场,拐进汀州路三段230巷。巷底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停车场左侧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沿着这条路走到底,绕过山岩缺口右转,面前出现的是一幅不该出现在台北市中心的景象:一整片低矮的老旧房舍,沿着山坡层层叠叠地铺开,背倚小观音山,面朝新店溪。远处是福和桥上川流不息的汽车,近处是石板阶梯、缠绕的电线和屋前晾晒的衣物。

宝藏岩聚落全景,依山面水,层层叠叠的自建房屋铺满山坡
从新店溪对岸看宝藏岩聚落。山坡上密集的低矮房屋层层堆叠到山顶,前方是新店溪和福和桥。图源:Wikimedia Commons(lienyuan lee,CC BY 3.0),来源页核验记录见 image_index.md。

这片聚落叫宝藏岩。它原本不应该存在。1980年起,台北市政府把它划为公园预定地,理论上这些违建住宅应该全部拆除。但四十年后,它还在这里。更特别的是,当你走进这片聚落,你能在同一面山坡上看到一座清代中期建造的佛寺、日据时期留下的水泥机枪堡、1960年代老兵用铁皮和砖块搭起来的住房,以及当代艺术家驻村改造后的工作室。四层时间叠在同一片山坡上,没有被任何一层完全抹掉。

这不是城市规划的本意。它是一系列"没拆掉"的巧合。

第一眼看到的清代佛寺

站在聚落入口,最先看到的是坡顶一座红瓦白墙的寺庙。这是宝藏岩观音寺,聚落的名字就从它来。清代康熙年间,泉州来的移民在这里落脚,在小观音山麓建了一座观音亭。乾隆嘉庆时期扩建为正式庙宇,寺内存一方嘉庆三年(1798年)的"观音亭碑",记述建寺过程。台北市文化局将宝藏岩寺登录为市定古迹,这是整个聚落范围里唯一有官方文物身份的建筑物。

这座寺庙不大,一进殿堂加两边厢房,但它的位置决定了一切。寺庙建在新店溪拐弯处的山丘上,清代这里是水路交通的节点。万盛溪和新店溪交汇,船只沿河可以直达艋舺码头。寺庙因此成了公馆一带最早的信仰中心,山丘也得名"小观音山"。

你现在看到的寺庙建筑大体是日据时期的形制,经过多次修缮,但石雕和木构件中仍保留了清代的部分材料。香火至今未断,藏在聚落的最高处。

日据时期的弹药库:藏在山坡里的军事装置

从寺庙往山坡下走,在荒草和树丛之间能看到几处低矮的混凝土碉堡。这是日据时期留下的军事设施。1930年代,日本军方在小观音山设立高炮部队,在山麓南岸修筑了储藏弹药的地下碉堡和驻军兵舍。原因是这里位置特殊:新店溪是台北重要的自来水水源,日军在此驻防就是为了保护水源地。城市规划学术论文《在地活化策略研究》将这段历史标记为"1930至1949年部队兵舍进驻期"。

这些碉堡用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建造,和周围居民用废弃材料搭起来的小屋形成一种奇怪的对位。水泥机枪堡到今天还嵌在山坡上,有的被居民改建成了杂物间,有的被艺术村当作装置展示。没人刻意去保留它们,也没人刻意去拆除。它们就这样留在那里,成为山体的一部分。

寺庙代表信仰,碉堡代表军事管制。两样东西在同一座山上各占一角,互不干扰。这是宝藏岩的底层逻辑:多个时代的痕迹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存,不是因为有人刻意保护,而是因为这个地方太边缘了,没人觉得有必要彻底清理。

A small, rustic artist village with a white-washed building adorned with numerou
图片来源:Tavily 搜索
A colorful mural depicting a group of people is painted on a wall at the Taipei
图片来源:Tavily 搜索

老兵聚落:用废弃材料搭起来的城市

真正让人看到宝藏岩特殊性的,是山坡上密密麻麻的低矮房舍。

1949年后,宝藏岩被军方接管,列为水源管制区。1950年代,一批退伍老兵在军方的默许下开始在这里搭房子。他们用的是手边能找到的一切材料:新店溪的鹅卵石砌墙基、废弃碉堡的旧砖块、捡来的铁皮做屋顶、木材和厚纸板做隔间。没有建筑师,没有施工许可,只有生存需求。台湾光华杂志2006年的深度报道把这种建造方式称作"自力造屋"。

1970年代,驻军撤出,福和桥通车,交通变得方便。更多的城乡移民搬了进来:在公馆商圈摆摊的小贩、从南部北上找工作的年轻人、在台大和师大读书付不起市区房租的学生。聚落人口从几十户膨胀到两百多户。

宝藏岩聚落的房屋群,低矮的铁皮屋顶和砖墙建筑依山而建
山坡上的房舍密集排列,屋顶的材料和颜色各不相同。从这张图可以清楚看到聚落的建筑密度和"自力造屋"的材料多样性:铁皮、砖块、瓦片、混凝土在同一面山坡上共存。图源:Wikimedia Commons,来源页核验记录见 image_index.md。

这里的空间最直观的证据是门口那一排老旧的信箱。所有信箱的门牌号都写着"29号",后面加"之1"、"之2"、"之3"一直到"之100多"。因为原来没有门牌,后来为了方便邮差投递,整个聚落共用一个门牌号。每户增加一个分之号码。这种用生活智慧解决制度困境的做法,在这个聚落里随处可见。一排信箱的跨度从之1到之100多,你哪怕不数,只看一眼就知道这里曾经住过多少人。

为什么没被拆掉:一场跨越二十年的保存运动

1997年,台北市政府在拆除14、15号公园违建时,因为没有妥善安置当地老人引发了激烈的舆论反弹。这件事直接影响到了宝藏岩的命运。市政府暂停了对宝藏岩的拆除计划。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师生在此时进入聚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保存倡导。公视纪录片《角落台北》记录了这场运动的始末。

1998年,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URs)、崔妈妈基金会等NGO在宝藏岩举办"第一届台北市弱势社区营造博览会"。当时竞选市长的马英九和王建煊都承诺保存这片非正式文化地景。

1999年,时任文化局长的龙应台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把宝藏岩变成"贫穷艺术村"。联合报的报道追溯了这个概念的来源:保留原住民的居住权,同时引入艺术家驻村。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台湾没有先例。2004年,台北市古迹暨历史建筑审查委员会认定宝藏岩为"历史建筑"。2011年,它正式被登录为台北市第一处"聚落建筑群"。

从1997年到2010年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正式开村,这场保存运动花了13年。关键不是"保存"这个决定本身,而是这个决定发生在哪里。它发生在台北市房价最高的地段之一(公馆商圈的边上),一片面积不到4公顷的小山坡上。在这片坡地上,政府的制度工具(拆除违建)、学者的保存主张(文化资产保存法)、艺术家的介入(驻村创作)和居民的生活需求,各自执行各自的目的,最后交汇成了一个没人能预见的产物。

不过保存之路并不平坦。2006年,市政府要求所有居民在年底前迁出,以便进行为期两年的水土保持和房舍修缮工程。居民面临三种选择:领取72万元行政救济金永久搬离;领取36万元并在两年后以承租者身份搬回;或者搬到一旁的中继住宅。大约一半的居民选择了永久搬离。公视《徘徊宝藏岩》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安置方案本质上是"变相驱离",而规划者则强调在公有地上进行聚落保存必须面对的制度限制。2006年9月,以台大社学系学生和驻村艺术家为核心的"宝藏岩公社"成立,以占领空屋和行动剧的方式抗议政府的安置政策。这些抗议最终没有改变搬迁的进程,但让市政府意识到了聚落保存中"人"的权重。

2006年10月,市政府举办"台北寻宝"告别活动。居民搬出后,工程团队对老旧的房舍进行了结构补强,铺设了新的水电管线,改善了防洪排水系统。两年的工程期结束后,2009年10月首批22户原住民回迁。2010年10月2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正式开幕运营。

今天的宝藏岩:三层制度叠在一个聚落里

2010年开村后,宝藏岩的运转分为三个部分。艺术村官网的说明这样描述这三个功能分区:第一部分叫"宝藏家园",保留约22户原住民的居住空间,他们继续住在自己原来的房子里,以承租者的身份生活。第二部分叫"艺术家驻村",每年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到这里居住和创作。第三部分叫"国际青年会所",为游客和青年提供低价住宿。

三个部分在物理上几乎没有区分。艺术家的工作室可能就在老兵的住房隔壁,游客住的青年会所改建自原来的军方宿舍。制度和人群的分界不是靠墙和门实现的,而是靠一套管理规则。如果你走进去,你看不出哪里是"居民区"哪里是"艺术区"。这就是"艺居共生"的本意。

宝藏岩聚落高处的房舍与新店溪景观,新旧建筑的材料对比清晰可见
从聚落高处俯瞰,近处的老房舍使用了多种材料(铁皮、砖块、水泥),远处的新店溪和台北市区天际线形成强烈对比。这张图展示了宝藏岩在城市中的边缘位置,往山下几步就是繁华的公馆商圈。图源:Wikimedia Commons,来源页核验记录见 image_index.md。

截至2024年,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已经接待了超过500位来自4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村内有"微型聚落"提供给长期进驻的单位(最久可驻留九年),包括差事剧团、三猫俱乐部插画工作室、利用电子废料创作的Kjohn再生军团、从事暗房教学的Mechanman Lab等。每年举办的"宝藏岩光节"是聚落最重要的年度活动,艺术家利用聚落内的窄巷、屋顶、废弃空间创作灯光装置,把整个山坡变成一件作品。CLABO实验波的驻村记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周末时众多民众在多个工作室间串门走动,让人想起过去乡间的邻里情谊。2023年,原位于北平东路的台北国际艺术村也迁入宝藏岩,使这里成为台北唯一仍在运营的国际艺术村基地。

从公馆商圈的喧嚣走进宝藏岩,走完一圈大约需要四十分钟。你会经过一座清代寺庙、一堵日据混凝土墙、一间老兵留下的简陋住房,和一间当代艺术工作室。它们的建筑材料、建造时间和背后代表的制度逻辑全都不同,但它们在空间上完全连续,没有任何中断或标记告诉你这里"换了一层"。这正是宝藏岩作为"城市断面"的价值:它不是博物馆里按时间线排列的展品,而是一片真实存在的山坡,上面的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山坡上留下了痕迹,而这些痕迹都没有被下一代人完全清除。

从更广的视角看,宝藏岩的保存路径和台北另一处类似的聚落四四南村正好形成对照。四四南村是官方建造的兵工厂眷村,保存逻辑是眷村文化被政府认可后主动保留。宝藏岩是居民自建的违建聚落,保存逻辑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居住权被社区运动和文化论述支撑。一个从上到下,一个从下到上。两个聚落相距仅两公里,各自代表了一种"战后非正式聚落"的保存模式。

宝藏岩给现场读者上的最核心一课,不是"老社区可以被保存",而是"保存真正的代价是谁来出":出钱的、搬走的、留下来的人都付出了各自那一份。以后在其他城市遇到类似的聚落保存案例时,不要只问"保存了没有",要问"保存方案里有多少原居民留下了、租金和产权怎么处理的、艺术家进驻后社区日常生活的节奏变了多少"。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是判断一个保存案例是否真正成功的标准。文化的价值可以被艺术家重新诠释,但居住权的重量只有留下来的人自己才清楚。一片聚落的命运不是由规划图纸单独决定的,而是由每一方在制度缝隙里争取到的空间决定的。这个读法同样可用。

在现场带五个问题去看

第一,从停车场走进来,先不要急着上山。在永福公园的大草坪上抬头看,整个聚落依山而建的轮廓尽收眼底。山坡上的房子分布在哪些高度?屋顶的材料有几种?哪种房子看起来是后来加盖的?这个全景能帮你理解"非正式营造"的完整形态。

第二,找到山顶的宝藏岩观音寺。看寺门前的石雕和木构件,再找那方"观音亭碑"(嘉庆三年/1798年立)。为什么一座清代寺庙会成为违建聚落的名称来源?寺庙和周围的自建房屋在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第三,在聚落里走一圈,找到日据时期留下的水泥碉堡或机枪堡。这些碉堡和居民的自建房是什么关系?被改建成了什么用途?军事设施在一个"违建聚落"里的存在,说明了这个地方在戒严时期什么样的空间状态?

第四,找到那排写着"29号之X"的老信箱。信箱的数量反映了什么?为什么整个聚落只需要一个门牌号?这个细节能不能告诉你这个聚落当初是怎样被城市管理系统"看不见"的?

第五,找一家艺术家工作室,看看它和隔壁的居民住宅在外观上的差异。艺术村、青年会所和老兵住宅这三个功能分区之间有没有明显的物理边界?如果管理者没有告诉你哪里是艺术区哪里是居民区,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