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汉口解放公园东北角，你会看到一座方锥形纪念碑立在空地中央。碑高约 8 米，青灰色大理石，正面刻着"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碑"一行字。绕过纪念碑走到墓前，淡青色花岗岩壁面上镶嵌着白色石板，每块石板刻一个名字和一串生卒年份。最年长的 33 岁，最年轻的 24 岁。碑座四面镌刻着中苏两国国徽浮雕，在阳光下两枚国徽并排呈现。墓碑上端中俄文对照的铭文写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这些名字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它们是具体的人：列夫·扎哈罗维奇·舒斯特尔，1914 年生，1938 年 4 月 29 日在武汉上空战死；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1903 年生，1939 年 10 月在万县执行任务时牺牲。50 年代刻在碑上的只有 15 个名字，2015 年俄方提供了 14 位新烈士的名单，增刻后合计 29 人。纪念碑的碑文刻于 1956 年 3 月，用中俄两国文字记录了这段关系："以武汉为基地，远征台北，保卫武汉"。2019 年 10 月，国务院把这里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理解这座墓的价值，要先回到一个基本事实。1937 年淞沪会战后，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只剩 30 多架，华东制空权几乎丧失。英、美等国当时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没有提供实质性军事援助。1937 年 10 月，斯大林下令从苏联现役空军中抽调精锐飞行员和飞机，以"志愿队"名义秘密来华。不到两年间，先后有 2000 多名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轮换到中国战场。他们带来的 I-15 双翼战斗机和 I-16 单翼战斗机，在当时是技术先进的装备。人民日报 2025 年 8 月的详细报道记录了这一过程。所谓的"志愿"事实上是政府级军事援助，只不过为了避免刺激日本而使用了民间名义。
1938 年的武汉会战期间，苏联志愿队以汉口机场为基地，参加了三次著名的武汉大空战。2 月 18 日，中苏空军以 12 分钟击落 12 架日机的战绩赢得南京沦陷后的首次大规模空战胜利。4 月 29 日，日军出动 54 架飞机企图摧毁武汉空防，中苏空军出动 64 架战机截击，击落 21 架日机。5 月 31 日的第三次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完后，用螺旋桨撞断一架日机的机翼，自己成功迫降。抗日战争纪念网整理的资料记载，整场武汉会战期间，苏联志愿队参与出击近 200 次，击落日机 62 架，炸毁 16 架。
苏联志愿队的任务有两面。一面是防御：保卫武汉领空。另一面是进攻：远程轰炸日军后方。1938 年 2 月 23 日，大队长波雷宁率领 28 架轰炸机从汉口机场起飞，长途奔袭被日军占领的台北松山机场。轰炸机群先向北飞再急转弯降低高度，使日军毫无戒备。这次奇袭炸毁约 40 架日机、3 座机库和可供 3 年使用的航空燃料，使松山机场瘫痪了一个月。同年 10 月 3 日和 14 日，志愿队两次轰炸武汉王家墩机场，炸毁日机 84 架，炸断了日军华中航空部队指挥官塚原二四三少将的左手。人民政协报引用的军事科学院研究资料对这三组远程突袭有详细记载。这些行动说明，苏联志愿队同时在武汉上空拦截敌机和主动出击到日军后方摧毁基地。
从 1937 年 10 月到 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先后有 3665 名军事顾问、专家和飞行员来华，其中飞行员轮换参战的达 2000 余人次。四年间志愿队参战 50 余次，击落日机 539 架，自身损失飞机 230 余架。14 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217 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生命。党建网引用的学习时报资料给出了这些数字。苏联志愿队还帮助中国重建了空军作战体系和培训系统，在迪化（乌鲁木齐）和兰州设立了航空训练基地。1941 年志愿队奉命回国时，装备全部移交中国空军，完成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过渡。
回到墓前，注意墓冢左右两侧各有一块中俄文记事碑。碑文确认了同一件事：这座墓的建筑材料和烈士姓名既是苏联的，也是中国的。墓道从纪念碑一路延伸到公园主干道，两旁松柏把这块空间从公园的游乐声中隔出来。但站在墓前仍能听到公园里孩子跑过的声音。这种叠加本身就是有意思的：一处国家级纪念空间嵌在一座市民公园的角落，既不封闭也不隔离，但你需要主动走到东北角才能找到它。
1956 年迁葬时的选择，反映了一种将烈士纪念融入日常生活的思路，而不是把它们推远到郊外。最早这批烈士的遗体在战时被草草安葬在汉口万国公墓（今天的中山大道陈怀民路一带），1951 年先在解放公园立碑，1956 年才正式发掘遗骸、迁葬到今天的位置。此后墓园经历了多次修缮，2008 年武汉市进行了一次全面维护，2009 年俄方又出资 10 万元人民币进一步修葺。最近的一次变化是 2015 年增刻 14 位烈士名字，使墓碑上的姓名从 15 人增加到 29 人。
这段历史的叙事在最近几年明显变浓。习近平主席 2025 年 5 月 7 日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专门提到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阻击日寇的贡献。同年夏天，苏联烈士后代叶莲娜带着外祖父舒斯特尔 1938 年从武汉寄出的家书原件来到武汉，把那封写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的信纸放在刻有外祖父名字的石板前。另一名烈士波雷宁的儿子彼得，至今仍在各种纪念活动中讲述父亲率队轰炸台北松山机场的经历，他父亲当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深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人民日报报道完整记录了这些家族记忆的跨国传递。舒斯特尔牺牲时女儿才半岁，87 年后外孙女带着家书回到武汉，这段横跨三代人、两个国家的纪念链条，恰好对应了花岗岩墓壁上那段铭文的最后一句话："他们的鲜血和中国人民的鲜血溶结在一起了。"
烈士墓因此经历了三次意义叠加。1956 年刚建成时，它是中苏友谊的象征，碑文强调"国际主义精神"和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1991 年苏联解体后的十余年里，它更多作为抗战纪念设施存在。2019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再到 2025 年中俄两国高层同时提及这段历史，它又被放回"战时同盟物证"的位置。纪念碑和墓壁上的名字从来没有变过，变化的是围绕它们叠加的历史解释。
墓壁上的名字是 1937 到 1941 年中苏同盟留下的空间证据。把这个地点和汉口中山公园的受降堂放在一起对照，会发现更有趣的结构。受降堂记录的是 1945 年日军在武汉投降的终点；而解放公园东北角的花岗岩墓壁，记录的是 1938 年武汉最需要空中保护时唯一伸出援手的那一方。墓壁上的苏联飞行员名字对应的是 1937 到 1941 年的同盟，受降堂里的文件对应的是 1945 年的结果。两处纪念空间相距不到 3 公里。武汉用两处纪念场所把同一场战争的两端放在同一座城市里并排展示。这种对照不是正文需要明确写出的结论，而是读者可以自己从两处空间的并置中读出来的发现。
如果把视野拉得更远一点，这座墓的意义还在于它揭示了中国抗战国际援助的时间差。1937 到 1941 年，当苏联飞行员在武汉上空与日军缠斗时，英、美尚未参战，法国已经沦陷，中国几乎是独自承受着日本的全部军事压力。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撤走援华力量，同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飞虎队"来华，中国才获得第二条国际援助通道。解放公园的这座墓，恰好标记了那个唯一的窗口期，也就是中国空军在淞沪会战耗尽飞机后、美国飞虎队到来之前，全靠苏联提供飞机和飞行员的那四年。
从现场走回解放公园正门，还有一层不太显眼的观察。解放公园的原址是英租界时期的西商跑马场，今天公园内部仍然保留着原跑马场的中轴线草坪和一些老树的位置。把苏联烈士墓放在跑马场遗址上有两层意思。第一，跑马场是殖民者在租界里建的休闲空间，1949年以后被没收改建为人民公园；再把苏联援华烈士葬进这个空间，完成了从殖民休闲地到国际主义纪念地的功能转化。第二，跑马场的地面宽阔平坦，不易被后来的城市开发侵占，客观上保证了烈士墓周围不会突然竖起高楼遮挡纪念碑。1956年选择这里迁葬时，可能没有想这么远，但跑马场遗址的用地属性确实为烈士墓提供了长期的空间稳定性。
从现场回到城市层面，解放公园本身也是一处有意思的观察对象。这座公园的前身是英租界时期的西商跑马场，1949 年以后改建为武汉最大的市区公园之一。烈士墓位于公园东北角，从公园正门步行约 15 分钟。墓区周围没有围墙或围栏，与公园步道直接相连。这意味着读者可以随时走进来，不需要经过任何"游客中心"、购票处或安检通道。公园里有人跑步、有人遛狗、有孩子在水边玩耍。烈士墓与这些日常活动之间只隔着几排松柏造成的视觉和心理距离。
这种"日常中的纪念"不是武汉独有的做法，但它在武汉的密度格外高。中山公园的受降堂嵌在游乐设施之间，八七会议会址嵌在汉口老街区里，苏联烈士墓嵌在解放公园一角。武汉处理纪念空间的方式有一个共性：不把纪念物隔离在城市生活之外，而是把它们放在市民日常动线能够接触到的位置。这种策略的好处是纪念物不会被遗忘：公园里每个遛狗的人都知道东北角有座碑。代价是纪念氛围没办法完全封闭和肃穆。武汉选择了前者，这个选择本身也是一层关于城市如何对待历史的读法。在解放公园绕墓区走一圈大约五分钟，可以试着数一数从墓区能看到多少种日常活动。这个实验就是这座纪念碑设计意图最准确也最有说服力的验证。七十年来一直是如此。
带四个问题去现场
第一，先看墓壁上的名字，再看纪念碑碑文。 名字是具体的（29 个人），碑文是概括的（"以武汉为基地"）。你能不能从名字里读出他们的年龄分布？最年轻的为什么只有 24 岁？
第二，墓道两旁的松柏和公园游乐区的声音同时存在。 如果纪念空间完全被隔音，效果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1956 年的设计者选择把烈士墓放在公园里而不是陵园里？
第三，对比汉口的两处纪念物。 解放公园的烈士墓纪念苏联援华，中山公园的受降堂纪念日军投降。同一个战争的两种完全不同方向的纪念物，为什么出现在同一座城市里？
第四，站在纪念碑下看"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碑"这几个字，想想 1956 年碑文撰写时的政治背景。 1956 年的中苏关系和 2025 年的中俄关系，对同一座墓的叙事有什么影响？这座墓同时说了哪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