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站在花茂村的主路上,两侧是一排排青瓦白墙的两层小楼,样式统一:小青瓦、坡面屋、白墙、雕花木窗。路边不时出现"红色之家""陶艺体验""农家饭"的招牌,香樟树下摆着桌椅,有人在吃饭聊天。如果你事先不知道这是一个村,第一反应会是"旅游度假区"。这恰恰是它最值得读的地方,因为它展示了一套完整的"客流转接"机制:红色旅游如何把一个贫困村改造成旅游接待空间。
花茂村原名"荒茅田",意思是贫困荒芜之地。十多年前这里到处是土墙茅草房,村民回忆说"外面风有多大,屋内风就有多大"。全村 4000 多人中约 2000 人在外打工,年轻人几乎走光。今天你看到的青瓦白墙、整洁路面、农家乐和陶艺馆,都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们是"红色旅游溢出效应"的产物。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遵义会议会址每年把 400 到 500 万游客带到这个地区,这些人看完会址后还需要吃饭、住宿、体验和消费。会址本身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于是周边的村庄被拉进了这条产业链。花茂村就是其中承接得最好的一个。
这种"溢出"不是偶然发生的。2014 年,花茂村被列为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四在农家"的意思是"富在农家增收、学在农家长本领、乐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这个口号听上去像宣传,但它有具体的配套资源:村里请了专业旅游规划师,泥土路改成水泥路,土墙茅草房被统一改造为黔北民居风格,连公共空间的花坛和步道都做了整体设计。也就是说,在第一批游客到达之前,花茂村已经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景区化"改造。

游客从哪里来
花茂村在播州区枫香镇,距遵义会议会址约 50 公里,开车一小时。它的地理角色决定了它的经济命运:它不在红色旅游的核心线路上,但它在核心线路的可及范围内。会址(吸引端)到苟坝村(延伸端)再到花茂村(消费端),这是一条清晰的客流转接链。
2014 年,花茂村被列为贵州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试点。村里请了专业旅游规划师,泥土路改成水泥路,土墙茅草房被改造成统一风格的黔北民居。据光明日报报道,"小青瓦、坡面屋、穿斗枋、转角楼"成为村里新建和改造房屋的标准样式。规划师不只管房子,还设计了步道、花坛、公共空间的整体布局。2015 年 6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花茂村考察,在"红色之家"农家乐的院子里和村民围坐交谈,说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据央视网报道,2016 年花茂村实现整村脱贫。2020 年,全村接待游客 102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约 5000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400 元。省外打工的村民从 2000 人降到约 300 人。那些曾经不得不外出谋生的年轻人,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
但旅游业只是花茂村经济的一个扇面。村子同时引进了现代农业企业,流转了 3000 多亩土地,据人民周刊报道,让村民"流转得租金、务工得薪金、入股得红金"。村里的枫香九丰蔬菜现代高效农业园区,打造核心蔬菜基地 300 亩、露地蔬菜示范基地 3000 亩,带动周边乡镇种植露地蔬菜 2 万余亩。当你在花茂村看到田间的大棚,它们和那些农家乐属于同一套经济系统的不同部分:一个管餐饮体验,一个管基础收入。
"红色之家":一个院子和它的连锁反应
在花茂村主路的中段,有一栋白色外墙的两层小楼,墙上是四个红色大字"红色之家"。老板王治强是花茂村第一个开农家乐的人。2013 年,年过五十的王治强从外地打工回来,用 20 多万元积蓄翻修了自己的老屋。他在新华社采访中回忆,"看到花茂村发展越来越好,2014 年我返乡开办了村里第一个农家乐。"这个四合院当年红军路过时曾住过,因此取名"红色之家"。
开业时间正好赶上花茂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启动。游客开始进来吃饭,生意越来越好。王治强说农家乐每年纯收入超过 100 万元,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 80 只盬子鸡。盬子鸡是一种用瓦罐蒸煮六小时以上的本地菜,当天宰杀的林下鸡,肉香汤清。今天的"红色之家"能同时容纳 200 人就餐,院子里铺了青石板,种了香樟树、桂花树和半亩池塘。王治强还改造了厨房,装上了"全电厨房"。原来的煤灶具需要专人看火,炭火利用率低且污染大,每月煤炭成本 5000 多元,改造后每月能节省 1000 多元。
院子门口有一面"笑脸墙",上面贴满村民的照片,王治强自己设的。他说"想让来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和快乐"。这面墙是乡村振兴叙事里最直白的视觉表达。政策好不好,看村民是哭还是笑。
土陶:从生活用具到旅游体验品
沿主路继续走,陶艺文化创意一条街上,省级非遗花茂土陶第四代传承人母先才的"母氏陶艺馆"是生意最旺的店面之一。据光明日报报道,花茂土陶从清代光绪年间算起已有约 140 多年历史,曾经是村里的"支柱产业"。那时候家家户户做的是坛子、罐子、碗这类生活用具。现在整个村只剩下母先才一家还在做。
变化在于用途的转变:过去做土陶是为了用,现在做土陶是为了看和体验。展示架上摆着茶具、花瓶、摆件,都是工艺品而非实用器皿。店里有研学体验区,学生和游客可以在电动拉坯机前亲手拉坯。母先才说,现在有 50 多所学校和他达成了定期研学协议。他年收入有三四十万元,比八年前翻了十倍。工具也从土窑换成电窑,过去土窑烧制有 20% 的残次品,电窑可以调节温度,基本不出残次品。

一个 140 年历史的传统手艺,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但这种生存高度依赖游客量。如果有一天客流下降,这门手艺还能找到其他市场吗?
村里还有一处"花茂人家"古法造纸工坊,由热衷非遗文化的张胜迪开办。她用河边和山上的花草在纸浆里做创作,能做中国的梅兰竹菊,也能做梵高的向日葵。这些纸画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和土陶一样,这门手艺也从实用造纸转向了旅游体验品。
"乡愁"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花茂村有一条"乡愁小道",是一条串联各景点的步行道,沿途有泥巴墙、花坛、农家乐和田园。"乡愁"这个词本是一种情感,对故乡的怀念。但在花茂村,它被具象化为一条可以走的路线。
习近平 2015 年说的"在这里找到乡愁了",给这个村子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叙事包装。"乡愁"从此成为花茂村所有旅游宣传的核心关键词:旅游开发公司叫"乡愁花茂",观光步道叫"乡愁小道",宣传语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个抽象概念被嫁接到具体空间上,能参观、能拍照、能花钱体验,变成了旅游产品。
这件事本身没有对错。但你需要意识到一件事:你在花茂村看到的"乡愁"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不是自然生成的乡土生活。青瓦白墙是统一规划出来的,土陶体验是旅游需求催生出来的,农家乐老板是从外地打工回来才开的店。真实的乡村生活,也就是土墙茅草房、出门打工、面朝黄土背朝天,正是村民想要逃离的。游客前来消费的"乡愁",恰恰是这个村子已经失去的东西。
这就是花茂村最核心的悖论。它靠"保留乡愁"的叙事吸引了游客,但让它成功的原因,也就是道路硬化、房屋改造和商业引入,本质上是在消除传统乡村的面貌。游客想看的是"原生态"的乡村,但如果没有这些改造,花茂村仍然是个贫困村,不会有游客来。游客想看的和村民想要的生活之间,存在一个无法消解的错位。花茂村所有的旅游设施,都处在这个错位的张力之中。
一条产业链上的三个节点
把花茂村放在更大的地图上看,它的角色更清楚。花茂村紧邻苟坝村,那里是苟坝会议旧址所在地。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1935 年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走田埂说服撤销作战命令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三个地点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分工链:遵义会议会址负责聚集客流,苟坝会议旧址负责延长参观时间,花茂村负责把旅游流量转化为餐饮、住宿和体验的消费收入。
这个结构在旅游规划上效率很高。但代价是花茂村的经济高度依赖遵义会议会址的客流。如果会址的游客数量下降,比如因交通变化、政策调整或竞争性景区出现,花茂村的农家乐、陶艺馆和民宿会立刻感受到压力。这不是推测。2018 年村党总支书记潘克刚对光明日报记者说,"如果村里旅游市场趋于饱和,就要提前采取措施,必须让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一个靠"溢出"活着的村子,最怕的就是这波客流转向别处。
所以花茂村同时在发展两条腿:一条是旅游接待,一条是现代农业。村里成立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享受农机补贴和冷链物流补贴,种起了黄瓜、丝瓜、西红柿等经济作物。大棚蔬菜和农家乐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客户群,但它们的逻辑是统一的:都靠遵义会议会址带来的基础设施和知名度红利。即使旅游市场波动,农业基地仍然能提供基础收入。到 2024 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增长到 27454 元,村集体经济积累突破 1400 万元。对于十年前还靠外出打工糊口的村子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翻身故事。

花茂村的转型故事代表了中国无数个被红色旅游改造了的村庄。它是一个村的变迁史,也是一面镜子,映出红色旅游如何重塑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空间面貌。它们不处在历史的中心位置,但历史在它们身边经过时留下的经济效益,足以改变一个村庄的面貌。从更大的尺度看,这种"溢出"机制在遵义周边形成了一个扇形辐射带:会址在东、苟坝和花茂在西,茅台镇在南,娄山关在北。每个方向都在承接会址客流的不同部分。花茂村承接的是"餐饮和体验"这个垂直品类。它卖的不是文物,不是风景,是乡愁、土陶和农家菜这三个相对轻量的体验标签。这种定位让它的物理投入成本相对较低:不需要建大型纪念馆或景区设施,只需要改造民居、培训村民、规范服务。但轻量也意味着可替代性更高。同类乡村体验在全国遍地都是,花茂村的护城河不在于它有什么独家资源,而在于它离会址最近,是这个地理距离给它带来了持续的客流。这个"最近"优势,也是它的软肋。
读懂花茂村要看两层:一层是青瓦白墙和笑脸墙的正面,另一层是"乡愁"这层包装下面,一个村庄如何把自己从"荒茅田"改造成了游客想要看到的样子。
如果去现场,带五个问题去看
第一,村名:它以前叫什么? 找到"花茂村"的村名牌。这个村在十多年前还叫"荒茅田"。想想看:一个村子为什么要改名?更名这个动作说明了一个怎样的叙事意图?
第二,"红色之家"农家乐:它的顾客从哪里来? 走进院子。坐在那里的游客,是专程来花茂村的,还是从遵义会议会址顺路过来的?可以问老板或服务员一句。
第三,陶艺馆:你买的是土陶,还是体验? 在母氏陶艺馆站一会儿。看看展示架上卖的东西和体验区正在捏泥的学生。这门手艺从生活用具变成旅游体验品,对传承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第四,笑脸墙:谁在笑? 找到"红色之家"门口的照片墙。这些照片是谁贴的、为什么贴?如果换一组人的照片,表达的意思会变吗?
第五,建筑样式:这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 沿主路走 200 米,看每一栋楼。它们的"黔北民居"样式是历史遗留还是统一规划的结果?从门窗、瓦片、墙面的新旧能看出什么?